本刊记者 孙洪磊 王骏勇 赵仁伟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两会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交流时也说，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
大学去行政化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对此，作为大学“掌门人”的大学校长们有什么样的看法？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后又将面临哪些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一些大学校长。
赞成取消行政级别，但要逐步进行
接受记者采访的大部分高校校长表示，就他们本人而言，都愿意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首先明确了这样的观点。与钟秉林一样，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非常赞同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尤其是取消大学校长的级别。徐显明对记者说，当初设立大学的级别，其出发点是为了重视教育，给大学校长一个与高级官员平等对话的平台。但其带来的后果是大学向行政级别看齐，这样慢慢就丧失了大学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我是完全赞成学校取消行政级别的。因为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让人感到很尴尬。比如人大的经济学院、法学院那么大的学院，有那么多顶尖的教授，竟然被认为是个处级单位，大牌教授任教研室主任甚至被认为是科级领导等等，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制度安排吗？”
“只要大学校长有足够的自主权，能把一所大学办好，即使没有行政级别，也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名望甚至会远远高于行政级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在上世纪60年代，重点大学校长和国家重点科研院所负责人都是由国务院总理任命，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校长能获得崇高的名誉和极大的尊重。
饶子和说，真正实现大学的去行政化，最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老师、尊重学生的氛围。社会对高校的尊重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来体现，应该引起所有人的思考。如今行政化成为社会尊重高校的“外衣”，其出发点是好的，体现出政府对于高校的重视，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在社会上办事时行政级别是很重要的。
不少校长担忧，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会影响甚至削弱教育的地位。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董常生说：“虽然，我的行政级别也是正厅级，但只要看看市政府每次开会时座位排名的位置，就知道所谓校长在政府行政序列中的地位。关键还是要提高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否则以后校长办事的难度会更大。”
纪宝成对此也直言不讳：“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我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接受采访的校长们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要慢慢来。尤其是老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
去行政化，需要政府与学校共同发力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高等教育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在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眼中，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如何让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表示，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高等院校通过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高校行政化并不是高校自身造成的。”南京邮电大学校长杨震强调，社会和政府按级别和办学水平等将高校分为三六九等，拨款、分配资源等都按部属、省属等层次往下排。国外很多大学是以学术标准来选拔大学校长，通过教授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等选出来，保证选出来的领导是“内行领导内行”，而国内的大学校长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大部分领导能上不能下，行政权一大就会限制学术权。
对于大学如何去行政化，im电竞·(中国)官方网站校长易红对记者说，一是大学外部要去行政化。目前，政府把大学当作行政单位来管理，管得很微观、很细，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现在各种评估评优、争取经费、学科设置等等，都要围着行政指挥棒转，就连有些专项经费如何使用、实验室如何评估都会管。二是大学内部管理也要去行政化。有的高校内部就像行政机关，等级森严，作为学术机构，大学应该充分发挥学术的作用，比如学科设置、研究方向可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政府和学校行政部门，应当“管好该管的，放掉该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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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行政化，但不能去行政管理
“可以去行政化，但绝对不能去掉行政管理。”这是许多校长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共识。
易红认为，高校行政化要辩证地看，总的是要在行政权与学术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没有行政权不行，因为大学基本上都承担了培养人才、促进地方发展、维护高校稳定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行政权过大也不行，必须防止行政化倾向，保障教育家办学。
“去行政化不意味着无政府化，任何一个单位都需要行政管理。”饶子和说，大学的行政管理，其宗旨是出成果、出人才，如果脱离了这个宗旨，大学的行政管理就有问题了。教授和学生在学校的地位，决定一个学校的优劣，大学除了正常的行政管理外，应该要让教授和学生有更多的话语权。所谓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而是让教授和学生有更多的发言权。
钟秉林认为，从权力架构来讲，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并存的。而“现在大学里的主要矛盾关系，就是行政权力对一些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他强调说：“大学既然是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当然也需要行政管理，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别的，总归是一种层级的管理，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的其他事务，像学校后勤、学生管理、基建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比较稳妥地去处理。”
纪宝成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我赞同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不应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