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书法

梁启超与家人

1898年的梁启超

梁启超54岁时留影。新华社发

　　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一批一百年前就“预言”了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的清末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十分吃香。其中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不仅年代最早,且书中关于“大博览会”的描述,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卓识―――思想理念的传播、碰撞与交流,比产品和技术的展示更为重要。

　　近年来,梁启超的“先知先觉”,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与价值观,中国人如何成为“世界公民”,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经济学家郎咸平更是抛出一个惊人观点: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就针对早期中国股市泡沫和崩盘,提出了“世界级的解决方案”!

　　思想先驱、“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依旧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雄奇而又苍茫。这个“百科全书”式的通才,还拥有另外一个分量极重的头衔―――“清华国学院导师”。今年5月,清华国学院与中华书局在北京隆重推出了“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的头两部―――梁启超、陈寅恪《年谱长编》。包括梁启超私人书信在内的大批珍贵史料,首次完整公开,引起广泛关注。

　　这一期“广东世纪学人”,把视角锁定在梁启超一生作为“学人”的主要阶段:从1920年欧游归来直至1929年病逝。我们试图还原梁启超最后10年里作为大师特立独行的性情风范,与生为凡人平淡细微的点滴悲欢,透视一介学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人生理想的捍守,对家国民族的一腔血诚。即便你无法拥有梁启超的旷世才华,至少可以借鉴他的人生态度―――宁可困惑一世,从未颓唐一时。

　　○人物小传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梁启超的一生以1917年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为界,大致分为“从政”和“治学”两个阶段:从“公车上书”起,20来岁就名动京师；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1912年回国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曾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辞职后,辗转各地讲学、著书,作品合为《饮冰室合集》。时人评价梁启超前半生是“长彗烛天,琼花照世”,暮年却是“光沉响绝”。

　　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生平的:“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

　　从“桃源中人”到“世界人”,“治世”与“治学”是梁启超面临的最难的抉择。

　　梁启超以“多变”闻名:政治主张数年一变,风向摇摆；与康有为决裂,跟孙中山反目,对袁世凯先拥后伐,被目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的阴谋家、小人。治学上,“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对待“尊孔”、“经学”、“进化”、“科学”、“天命”等诸多命题的态度一变再变。郑振铎则把梁启超的“多变”视为革故鼎新、唯变是适的表现:“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康梁两位维新主将,一则一成不变,一则毕生求变,是耶非耶?“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启超自号“任公”,自幼“以天下为己任”。别号“饮冰室主人”,出自《庄子》,意为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心中焦灼,唯“饮冰”方可得解。观其一生,名副其实。

　　1920年,47岁的梁启超欧游归来,从此闭门谢客,专心治学。最后十年光阴,梁启超抱病奔赴京、津、南京各大学巡回演讲授课,中国高校中,他与清华大学结缘特深,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出自他1914年的一次校内演讲。1925年9月,梁启超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

　　于知天命之年执鞭登坛的梁启超,内心一直为挫败的阴影所纠缠:1912年回国后两度入阁,因党争倾轧,在任均不过数月,心血写就的议案纷纷散作阶前雨、袖底风；20世纪20年代以后,因为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影响式微；到后来,连平生最受人推崇的文字悉遭摒弃。黄炎培主持《申报》时,一度拟请梁启超撰写特约文章但不用本名发表。

　　对于一个世纪之交、领足二十年风骚的天才来说,这次第,又能向谁细说?于是,他只能从故纸堆中追寻那些比他更“过时”的老灵魂们―――杜甫,苏东坡,王安石,还有一辈子都在“醉里挑灯看剑”的辛弃疾。

　　但是,梁启超身上最动人的品质,也在这十年沉湎学海的寂寥求索中,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中国士人对“入世”信仰和“担当”精神的极度执着。不做就当真失败,做了就不计成败,所谓“仁者不忧”,“有所为”是也。

　　学不厌,教不倦,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梁启超以淋漓健笔著称,关于其口才则众说纷纭,关键就在于听不听得懂他那一口带新会口音的“官话”。据说,梁启超初次被光绪帝召见,就因为交流不畅吃了大亏,光绪失望之下仅赐了个六品顶戴。梁启超自己却说,有一回应邀向西北军讲话,让冯玉祥感动得放声大哭,全军流泪。1920年冬,梁启超在清华讲授《国学小史》,那么学子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当年在清华上学的梁实秋记得,梁启超上课时常常手舞足蹈,讲到激动时万态毕露,满头大汗。他最喜爱《桃花扇》,有时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有时又“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梁启超时常旁征博引,偶尔卡壳,“用手一敲秃头”便可“倒”出大段诗词。下课时,他于掌声雷动中徐徐步出教室,听众无人敢先离席。

　　闻一多多年后向他的学生们“表演”过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讲述时,情不自禁地跟着把脑袋转来转去,讲得满脸通红,声音激昂。末了把声音压低,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1922年梁启超赴南京im电竞·(中国)官方网站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梁启超常热心帮贫困学生谋一些编目录之类的兼职,赚补生活费用,教学上也很开明,欢迎学生挑战,每次开课学子云从,室无隙位。不过也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

　　一动笔万言长文“片刻即脱”

　　梁启超晚年每日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他有句口头禅―――“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400万字,平均每年要写39万字。

　　梁启超一动笔则情如烈焰,思胜泉涌,万言长文“片刻即脱”。1914年他小住清华“工字厅”,罄10日之功,写完长达百页的《欧洲战役史论》。护国运动期间,遭袁世凯通缉追捕躲入荒山,大病初愈即奋战三天三夜,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

　　人入暮年,梁启超的精力不减,只消一个周末,便可成书一本。与他一同欧游的蒋百里,回国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他为之作序。岂料梁启超一发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万字,这篇“长序”只得单独出版,是为梁启超的学术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下笔神速,一是拜天资所赐,擅博闻强记,故能出经入史,信手拈来。譬如他能全篇背诵贾谊七千余字的《治安策》,曾笑言:“不能背《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到中国古诗中没有写猪的诗句,他马上以乾隆一句非常生僻的诗文“夕阳芳草见游猪”反驳。二是长于高屋建瓴、宏观掌控,如学者陈明远所说,“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

　　若是将梁启超与同为“四大导师”的王国维、陈寅恪一比,“纵横捭阖”有余,“钩深诣微”就见拙了,稍有不慎还会犯下常识性错误。黄侃就曾笑话梁启超有一次演讲中“有无数笑柄”,居然将“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列为“湖北五贤”。

　　梁启超深具自知之明,尝自言:“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梁启超在檀香山刚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便自觉已得真谛,还编了一本《英文汉读法》,教人数月之内学会翻译英文。结果,经《国民报》英文编辑王宠惠“测试”,梁启超的英语水平当场“现形”。梁羞愧之下,将书一撕两半,丢到窗外。

　　梁启超后来对刘海粟说:“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一生多失败,但失败也津津有味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是梁启超的一句名言。他常说,做学问还是当从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为学“浅芜”,原因正在于“学问欲”很旺又“病在无恒”,以致“不能专积有成”。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他“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曾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是“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生活中,梁启超的确是个“烂漫向荣”的人,听京戏,也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样样都来。一生藏书4万多册,藏有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后尽数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人生最大“俗癖”,首推“四人功课”。在清华时,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某日,一牌友出题考他:“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梁启超一分钟后出示答案: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完全正确。

　　梁启超曾说,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传说,梁启超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预选准备,临阵之前,一阵“东风、白板”过后,便大功告成。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据说也在打牌过程中起好腹稿的。全文是一篇电报,由梁启超口述,发电员打字,费时2个钟头才打完,一共九千多字,一刻不停,一字不改。

　　他青年时代写过一句诗,“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后来写成对联送给后辈,勉励年轻人要永远乐观、豁达、振作、向上。梁启超生平每件事都做得“兴会淋漓”,即使在海外逃命期间,他也随身带着宝爱的碑帖,每天临池不废；夜来呼朋唤友推牌九,不亦乐乎。

　　晚年患上尿血症,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的样子―――看惯了半个世纪的鲜血、权术、战乱,经历了一次次希望的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

　　与周善培“彼此多规过,少奖善”

　　《孝经》有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於令名。”梁启超身边总有一帮“诤友”,时不时地“泼冷水”。周善培在青年时代和梁启超有过一次同船之谊,当时梁已有盛名,而周仍是无名小卒,梁启超主动表示交好。二人订交从一开始就定下原则“彼此多规过,少奖善”。

　　周善培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有一次,周对好友说,他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1924年9月梁启超在夫人李蕙仙去逝时写下了深情悱恻的《祭梁夫人文》,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不是从政的料,预言他与段祺瑞共事的结果是“长叹一声下台”,果然言中。周又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有几天是愉快的?”梁无言以对。

　　对于钦佩的对象,梁启超从不吝啬赞美。“四大导师”中他尤其推崇王国维的“专精绝学”,甘心将王列为四人首席；但对于不是彻底认可的人,特别是后起之秀,心态就未免有些复杂。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显露出的“争胜”的念头,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周善培为了回报梁启超当初“礼贤下士”的诚意,做了一辈子的“魏征”,梁启超也是他平生“最能受直言”的对象。两人的友谊持续终生,达30余年之久。

　　用生命为西医和科学辩

　　梁启超和所有身处于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一样,身上涌动的中西文化养分一直在持续交战,他对于“科学”便是如此。梁启超年轻时也曾是狂热的“崇洋派”,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对“科学”十分痴迷；赴欧期间目睹一战之后的混乱与萧条,“科学万能梦”宣告破产。回国后转投传统文化麾下,倡导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态度渐趋稳定,既不认为科学无用,也不赞成科学万能,而是希望取中西治学精神之长补缀互砥。

　　梁启超最后一次为“科学”辩护,是以身家性命作担保。1926年,梁启超确诊患上尿血症,随后在协和医院接受了肾切除手术。不料,手术后病仍不得愈,才发现原来主刀的中国大夫,竟然把梁原本的好肾给误切了。

　　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梁启超却不想因为此事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主动为医师辩护,又拒绝了朋友起诉的提议。其弟梁启勋发现,本来为梁启超手术操刀的应是一位美国外科专家,却临时换成中国医生。他猜测这有可能是哥哥的主动要求,“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终年56岁,其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去世前半年,他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一度痔疮复发,疼痛难忍,每日服泄油,仍坚持工作。梁启超最后写下的一行字,是“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梁启超晚年的存照,老了,须发零落,然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像从前一样。“凛凛如生”的,还有他晚年提倡的治学目的:“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再比如,1923年他在著名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留下的一句经典总结:“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那个摆在梁启超及同时代所有学人面前的“世纪大问”,现在,已经摆在了我们眼前―――东方西方,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