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于各地出现一些恶性治安事件，近来，不仅大中城市限制和减少“土围子”的“拆墙瘦院”在倒退，甚至小镇也有兴起“建墙设院”的苗头。
例如，南京共有5018个体育场地，占地面积达1090.6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1平方米，在全国处于前列，甚至不亚于一些发达国家。前些年，大多数场地被“关”在大院里，周围群众无缘享用。这几年开始“开门”，如去年，不少中小学都在早晚和假日向周围居民开放体育场地，教育部门为此还鼓励和补贴学校，一时传为佳谈。可目前不行了，甚至这个假期里也大门紧闭。
又例如，现在，无论新建的楼盘，还是改造的小区，都拉开架势砌围墙，设门禁多成了惯例，拉电网都不新鲜。
虽然，这种设“大院”的做法似乎已成了一种社会惯例和习俗，但我们却想提醒，虽然现在由于多种因素，城市中的围墙和大院还不能完全消除，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现在起，就要对建墙设院做严格的控制，而且，从长远看，“拆墙瘦院”应该是我们在城市管理上凸显民生和民主的一个大方向，对此不能因“出事”而倒退。
过多的大院使城市中的共享“公地”变相变窄，百姓活动范围变得窘迫，是当下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有几位民工朋友曾对笔者说，他们在这个城市中，除了自己干活的工地，能随意(不花钱)进出或随便走走的地方真是太少了。细细想想他们的话，有些可悲。我们都知道我国是“自行车大国”，其实，我们还是“门卫大国”和“大院大国”。
我们不能小视了城市“公地”空间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及精神抚慰的重要性。也不能小视城市“取消大院”的开发潜力。例如，这次南京玄武湖景区环境整治去掉了原来那片湖景、山景和绿地兼而有之的高尔夫球场“大院”，还出了一大块敞开的公共绿地及去掉樊篱的碧波湖面。此举，南京百姓都大声称好。
如果我们把城市比做一个人，那些可供百姓体面、尊严和舒适，且免费休息、娱乐、锻炼和聊天的公共场所就是“穴位”，有了这些“穴位”，城市的气血才能通畅，百姓也有地方适当化解生活中的重压、疲乏和忧虑。
可这些年，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甚至有很大的失误。人们普遍感到：城市越扩越大，楼房越建越高，而百姓出了门能去的地方(不花钱又快乐)却越来越少。例如，玄武湖景区的高尔夫球场就已搞了十几年了，成了少数“有身份”者的包厢；市中心的房地产开发中的大院落；各机关单位的“圈地为院”……，堵塞了一个个关键“穴位”，造成“气血”不畅。
所以，尽可能扩大和保护百姓可自由活动和享用的公共场所，不仅是对重视民生的认识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生活面，也是城市管理者的基本良知和智慧。也是城市开放的最好形象。
城市中过多的大院或“土围子”对城市的硬伤也是明显的。例如，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im电竞·(中国)官方网站交通学院院长王炜教授就多次告诫，现在，城市的道路拥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住宅小区、企业单位、学校都用大院圈地占道，越来越多地堵塞了城市“微交通”。这如同一个人，毛细血管都被封塞了，只剩下中血管和大血管，血还能流畅吗？如果一些单位不设院墙，小区道路纳入市政交通，增加交通支流，城市拥堵状况会有很大改善。也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骑车或步行。
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公平合理地分配使用，“拆墙瘦院”要尽快纳入城市规划，对此不能再等了。要尽可能减少大院，扩大百姓可自由活动和享用的“公地”，同时，使交通有一个健康的微循环，这就需要法律上的保证，如限制在房地产开发中“吃路”；限制形形色色的“门岗”和“大院”，限制以各种名义“画地为牢”和“设土围子”；尽快打掉更多的“关卡”等等。
欧美等国就立法规定任何一个建筑的周边都有可通行的道路。北欧四国都对百姓最大限度可步行骑车去全国各处立了严格的法规，不准设卡阻挡。我国香港不少人住所狭小，甚至只能爬进去睡觉，还不如“胶囊”或“蜗居”，但他们安居乐业，心情愉快，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出门就有许多处人人可平等公平和免费享用的公共场所，没有戒备森严的“大院大墙”。
最后要说的是，“大院”式封闭管理就能搞好治安吗？“关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的旧思维？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没有到处建“大院”，即使“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也就是拉根绳子或立个树桩，也管用了。我们如不能及时和很好地解决整个社会的不安因素和建设好和谐社会，即使把“大院”搞成“碉堡”，又有何用？
更可怕的是，我们中不少人至今还对所谓彰显精英和权贵的“大院文化”沾沾自喜，乐此不疲，不是有房地产商公然打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广告吗？影视作品不仍在渲染“大院”的优越感吗？“门卫大国”和“大院大国”，是我们之耻，心中隐痛和无奈，而不是光荣和身份，连这个道理都弄不清，还奢谈什么社会的公平正义？ 顾德宁
